革命党为什么选择在武昌（武汉）起义？

革命党为什么选择在武昌（武汉）起义？

选择在武昌起义是由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武昌起义以前，其他城市也有起义，例如：在广州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当然我们知道，此次的起义显然是失败的。当时的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成员，对俩广总督（广东广西）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当时叫中国同盟会），最后都壮烈牺牲，后来大多数革命人的遗体安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为黄花岗。这是同一时期的起义结果。

经过沿海十次的起义失败，孙中山等革命人首领开会认为，比较合适起义的地点可以选择在长江流域。对俩湖总督（湖南湖北）发动武装起义，当时清朝政府为了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通过革命党人的不邂努力，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当时清朝的宣统三年，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胜利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号召全国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自此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目前武汉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供后人永久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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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问题，问我就对了。

为什么辛亥首义在武昌发生？简而言之，并不单纯是革命党选择了在武昌起义，而是当时武昌自身已经具备了起义的各种条件，恰如一个火药桶，一颗火星掉了上去，于是爆炸了。

便于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下面对武昌首义的历史做个简单梳理：

新军有“反骨”

（参加武昌首义的新军士兵）

武昌在清末是湖北省城，同时还是湖广总督的驻节地。甲午战争之后，在全国编练新式陆军的大潮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推动了湖北新军的建设，1911年时，驻扎武昌周边的新军部队有张彪率领的陆军第八镇，以及黎元洪率领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两支。

清政府在甲午之后编练新军，主要目的是维持皇朝的继续统治，然而从此后的情况看，新军恰好成了皇朝的掘墓人，而原本已经不被清政府看好的旧式防营、八旗等部队，反而在关键时刻成了拥趸皇朝的铁杆部队。

新军，由其是南方省份的新军之所以会出现“反骨”，主要的问题是有大量中下级军官都曾有留学日本的背景，在日本多多少少受到过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种族革命思想的熏陶，甚至有一些还直接参加了革命党。而新军的士兵也和清政府的旧式军队不一样，包括有很多青年学生兵，也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当时驻防武昌周边的新军里，就有名为文学社等的秘密反清组织。这支力量成为后来武昌首义的人员基础。

另外十分重要的是，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广州起义失败后，内部在反清方略上发生严重分歧，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改以长江流域作为革命重点，再行发动起义，派居正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并以驻防新军中革命人员较多的武汉三镇作为策动起义的重点地区实施运动，进一步增加了湖北新军的革命气息。

铁路国有化导致乱局

1911年夏天，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成为武昌首义的导火索。

所谓的保路运动，其实于道德层面来讲，并不是很有道理。

1900年庚子之变后，清政府为促进工商业发展，打开了允许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绿灯。然而民间资本有限，所以民营铁路的兴修工程进度较为缓慢。1910年，清政府决定将民间商办兴修的铁路收归国有，还是由国家来统一建设。然而在如何退还原民间股份，以及如何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和民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1911年6月，在解决川汉铁路国有化时，清政府的处理办法是把原集资股份兑换成国家铁路股票，至于之前民间建设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国家不予承担。此举动了四川各界，尤其是在四川民营铁路建设中占有大股份的士绅们的蛋糕，于是以四川省议会士绅为首，各界激烈反对。由于川汉铁路商办时，募集资金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遍及全川士农工商各阶层，对此触及自身利益的事件，民间向四川总督赵尔丰抗议请愿，遭致血腥镇压，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铁路风潮，又称保路运动。

因铁路国有化而产生的四川保路运动，由于其中出现了洪门天地会、袍哥等秘密社会因素，演化成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四川保路军开始直接夺取四川各地方。为平息事态，清政府调派川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入川处置，同时就近从湖北调动新军随行开入四川镇压。

湖北新军被大批抽调入川平乱，突然使得留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担心自身力量被分散，再加上受四川保路运动的影响，以及海外革命党的鼓舞，决定提前造反。

抽烟不慎，促发起义

（参加武昌首义的新军部队）

1911年9月24日，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秘密反清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于10月发动起义。

不料10月9日，同盟会员孙武在汉口俄租借宝善里14号秘密组装炸弹，因革命同志在旁吸烟，火星坠入炸药中引起爆炸，该据点随即遭巡捕抄查，收藏在该据点的革命人士名单被清政府获得。当晚，大批革命党被捕入狱。

10月10日晨，被捕的革命党杨宏胜、彭楚藩、刘尧瀓在审讯后被处死，省城武昌城门紧闭，四处谣传要全城捕杀革命党。“城内外百姓群起惊慌，不知何事，谣言益大”，新军工程第八营后队正目熊秉坤见形势险恶，担心束手就擒，于是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提前于当天下午发动起义。

然而到了10月10日的傍晚，因故起义没发动得起来，于是又改为在当天晚上军营里第一遍点名之后起义。晚上的7时，新军工程队第八营后队排长陶启胜发现一些士兵有擦枪及准备子弹等反常举动，准备加以拘捕，士兵程正瀛开枪击毙了陶启胜，打响了起义第一枪。随后在熊秉坤带领下，以工程营为先发动起义，史称武昌起义。

起义的全面胜利

（恶战过后被革命军占领的湖广总督府）

武昌起义发生后，士兵们首先占取楚王台（又作楚望台）军械库，由于缺乏军事指挥人才，于是逼迫新军左队队官吴兆麟来率领起义，吴兆麟被迫担任总指挥领导起义军。而后，工程营的起义士兵联络武昌新军中的其他革命力量，攻向湖广总督府。因为守兵力量薄弱，而且新军的炮队加入到对总督署的进攻中，总督瑞瀓穿督府后花园院墙仓皇出逃，经文昌门出城，躲避入停泊在江中的海军“楚豫”号炮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则带领卫队携辎重营出逃，过江避往刘家庙一带。

（被俘后被迫担任革命领袖的黎元洪）

经过激烈战斗，至10月11日，起义军控制武昌全城，军民代表在省议会开会，成立湖北军政府。未能逃离武昌的清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军拘捕，被逼迫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主持大局。

（革命成功后的武昌街头）

同一天，驻防在汉口的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也爆发起义，汉口也处于军政府控制下。12日，驻防汉阳的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也宣告起义。

就这样，孙中山等革命党谋划多年而始终未能成功的反清革命，在1911年10月10日突然由武昌的新军获得成功。